書名：偏執狂：“瘋子”創造歷史

　　作者：[意]魯格?肇嘉

　　譯者：高嵐董建中

　　出版社：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內容簡介：

　　縱觀人類的整個戰爭史，可以明顯看到偏執與妄想狂的幽靈顯現。這些偏執狂手握陰謀論的大棒，簡單粗暴，卻又注定會受到大眾的追捧。這樣一種簡單、有效的觀念，把新生的反抗力量毒殺在搖籃中。相反，民主與和平的再生，需要承諾、犧牲和理性——這些心智過程卻又無法如此迅速地激發或感染群眾。無處不在的偏執狂，制造了人類一場場的浩劫。

　　在《偏執狂：“瘋子”創造歷史》一書中，心理分析家魯格肇嘉將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原型理論作為剖析偏執狂的方法與應用。作者從神話入手，通過古典時代（埃阿斯）與兩次世界大戰（希特勒和斯大林）中的偏執狂意象，去探索種族滅絕過程及種族滅絕心理的現實意義。作者還進一步指出，輕度的偏執與妄想，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見之物。書中沒有把偏執與妄想視為一種疾病，而是視為一種普遍存在于人群之中的可能性。但是，這個心理特性或許也能夠出現在任何日子里、任何人身上。它是我們內心的小“希特勒”。

　　作者簡介：

　　魯格?肇嘉（Luigi Zoja）

　　心理分析家，曾任國際心理分析學會主席、意大利心理分析學會主席，著述豐富，包括《父性》《偏執狂：“瘋子”創造歷史》《成長與愧疚》等。其著作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出發，結合分析心理學的專業視角，有相當的哲學意涵。

　　書摘正文：

　　前言：埃阿斯的瘋狂

　　借助神靈，無名小卒也能凱旋；

　　既無神靈，我自信也能獲得榮耀。

　　——索福克勒斯，《埃阿斯》

　　（Sophocles，Ajax，767-769）

　　在戲劇開始之際，那無可挽回之事已經發生。

　　埃阿斯知道，結局即將到來，并相信自己會勝利。憑借無可匹敵的力量及勇氣，他的戰盾（arm）已經完成了勇士的職責。他已經徹底擊敗敵人。為何敵人的毀滅不可以是他的勝利？他的戰盾隨其心思，隨其心思而來的是懷疑。從那時起，他放棄了事實及理性。埃阿斯僅感興趣于一個事物：被承認是最強者。既然他僅感興趣于一個事物，既然他的人生僅僅與此關聯，他的人生就是孤單。他的思想總是孤獨。但是，人際與興趣的缺失有悖心靈的本性，心靈便會有滿足空虛的反應。現實中被拒絕的存在，漸漸在心中重新出現。拒絕成為現實，則化作噩夢與強迫，成為猜疑。人所想要拒絕之物，則依此姿態成功返回。埃阿斯的心智生命是一個隨時會爆發的郁積懷疑。

　　但是，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僅僅是心智表象的東西，曾經一度是神靈之幽靈（apparition）。那些神靈不喜歡這個強壯但頑固、公正但莽撞的人。他的正義感太過于簡單。當神靈想要毀滅一個人的時候，便開始使他失去分寸感。埃阿斯似乎不需要神靈們，他拒絕他們的幫助。

　　這樣一個人物——在大地上孤立，甚至在天國也孤單——會遇到嚴重風險。人類理性必須屈服于高級別力量。“全能”并不是一種人類特質。絕對不受人及神靈的約束、沒有限度或錨定（anchor），則心理會迷失自身。

　　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劇”開始時，神靈們就已經使得埃阿斯的心意飛離，不再受錨定，如同那強健、高傲、孤立的鳥（鷹），按照品達（Pindar）的說法，其名字是由宙斯給予他的。

　　而品達愛埃阿斯，他是多么愛埃阿斯啊！我們能夠理解它，因為在我們看來，古典世界的感情，既如此遙遠又如此貼近。荷馬、品達、索福克勒斯是那個英雄世界的創造者，但他們自身也是那個世界中的英雄級人物。奧德修斯（Odysseus）與埃阿斯相互疊加，但荷馬、品達、索福克勒斯也相互疊加。如果沒有我們對于這些作者的想象就無法想象這些人物形象。品達與荷馬決斗，就正如埃阿斯與赫克托耳（Hector）擊劍。品達的脈絡，是不停地攻擊荷馬，指責他贊譽奧德修斯及貶低埃阿斯。

　　埃阿斯是一個可靠、直率、簡單的人物。他本來并不符合史詩的豐富描繪。在荷馬與奧德修斯之間——在作者與該人物之間——的相互情緒流動中，后者呈現了復雜性、多變性、適應性。奧德修斯甚至脫離奧德賽去描述自身：“在需要狡猾者之處，我就是如此之人。”那就是該傳說的說法。奧德修斯是一個長詩中的核心人物，詩中不斷地交替出現歌謠及主題。他無法僅如埃阿斯般地陽剛好戰：他不得不同時具有一個女性面向。奧德修斯享有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的喜愛，他充分擁有一個天賦，首先就在于他的想法多異——而不為單一所窘迫。奧德修斯是復雜的，并且相當執拗，如同神靈們自身。奧德修斯尊重并且畏懼神靈，因為他理解他們。

　　因此，誕生了奧德賽。

　　前言

　　原本不可能寫出一部關于埃阿斯的史詩。正如不可能僅用一首曲調寫出一首交響曲。埃阿斯只能夠是一闕悲劇主題，而非一部史詩主題，但是時、空、力的獨一無二的結合造就了這個如同英雄本人一樣簡潔而緊湊的可信故事。因此，這位很可能最偉大的悲劇作家，把自己的全部悲劇中的很可能的第一個，奉獻給了埃阿斯（約公元前445年）。

　　索福克勒斯在自己的第一個戲劇中，描繪了悲劇意念的偉大及不可能性。

　　因為悲劇意念與偏執狂意念是不相容的。它們是相對立的。悲劇不僅旨在娛樂，而且旨在教化，向人們宣教人生的矛盾性：人想要善，卻助長了惡；人類仰賴于虛無，因為它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埃阿斯的不對勁，不是因為他犯下任何具體錯誤，而是因為在向偏執與妄想屈服時，他受到一個孤立觀念的支配，而不去注意人性的復雜性。自從那固定的觀念被揭示給他，他就相信自己已經把握了人生中的最重要之事。

　　相比之下，當埃阿斯首次不是履行一個職責而是做出一個選擇，他就成為他自己——具有某種真實的性格，表達了某種人格特質。那瞬間是不可避免地短暫，因為他所做出的選擇，是去死亡。

　　為了創造這個悲劇人物，索福克勒斯用夸大的方式極力刻畫了埃阿斯的力量及傲慢。品達應當會譴責索福克勒斯而非譴責荷馬：對于荷馬來說，埃阿斯從不曾對神靈們傲慢。

　　在希臘人圍攻特洛伊的戰場上，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開始登場。在那場景上，我們最初看到的人物，不是埃阿斯本人，而是雅典娜與奧德修斯。奧德修斯告訴女神：軍隊的牲畜被殺死了，牛及綿羊都漂浮在一個血湖中，據說它們是被埃阿斯殺死的。

　　雅典娜平靜地控制住形勢。

　　阿喀琉斯（Achilles）死后，必須做出決定：要把他的武器給予哪個希臘人。備選者隨即被縮小至埃阿斯與奧德修斯。評審團偏向于奧德修斯，因為奧德修斯的忠誠同盟者阿伽門農（Agamemnon）及墨涅拉俄斯（Menelaus）在其中占優勢。所以，雅典娜決定：贏者應當是最有能力者，而非最強壯者。埃阿斯的孤單再次不利于他。但是孤單會助長懷疑，而懷疑會增加敵人的數量及重要性。不信任會進一步助長不信任。為了在孤單中存活，人不得不依賴于戰斗力量，而阿喀琉斯的武器是其最高象征。逐漸地，埃阿斯的內心得出結論：沒有其他選擇。阿喀琉斯的武器不再是一個獎勵、一個可能性，而是一個必要之物。武器是一切事物。而且，只有武器能夠贏得武器。

　　埃阿斯在夜晚離開了自己的帳篷。他攜帶自己的劍，去殺死那三人：奧德修斯、阿伽門農和墨涅拉俄斯。他必須立即去做，因為這時，他心中的偏執已經被說服：許多人都是他的敵人。更甚者，它還有一個非人的敵人：時間。當偏執建構出自己的核心觀念，就要立即行動。正如它無法忍受思想的虛空，它也無法忍受時間的虛空。它不容許耽擱。

　　然而，為何他的三個敵人活著，那些動物卻被屠殺而死？那是因為，雅典娜已向埃阿斯的心中投入虛假表象。她的說法是：她用譫妄與死亡之網迷亂了他。

　　埃阿斯的心智景觀，一旦被剝奪了其所習慣的孤立，就需要人性表象。女神雅典娜提供了一些。但她所提供的表象是虛構的。埃阿斯殺死了那些動物，而非他的敵人。他的陷阱，就是過于依賴孤寂及懷疑所產生的自我欺騙。

　　雅典娜微笑著對奧德修斯說：“嘲笑自己的敵人，不就是最甜美的笑聲？”偏執使人變得荒謬可笑。但我們也能夠反轉這一看法：來自他人的笑聲再次喚醒沉睡的偏執狂。任何人都會變得焦慮——如果別人笑他，而他不知道他們為何在笑。因為笑聲也如同好斗情緒，會感染團體。笑聲經常是另一種偽裝下的攻擊。當“懷疑”看到敵人，最可恨的敵人不是帶著刀劍，而是帶著笑聲。但“懷疑”是否“發現”或“創造”了朋友？幾百年之后，但丁（Dante）也表達了一種相似的迫害恐懼：“所以你們之中的猶太人不發笑。”基督徒的過失在引來神圣懲罰之前，先引來了猶太人的嘲笑。

　　不能夠發笑，是偏執的最古老癥狀。發笑的能力，是針對這種邪惡的最本能防御：對于一直是偏執發作受害者的猶太人來說，它是一種傳統的防御手段，這并非無緣無故。莎士比亞說：能夠微笑的被剝奪者，會反過來偷取剝奪者的東西。

　　古希臘劇作家們，借助于把“悲哀的悲劇智慧中所升華出的悲傷”，替換為“在釋然的喜劇笑聲中所升華出的沖突”，來尋求實現平衡。悲劇與喜劇必須一起上演。狂歡（kómos）（因而“喜劇”）是“受到集體熱情感染的人群”（最初是微醺的青年人在夜晚游蕩于街道）。喜劇的平衡，包括把破壞性嘲笑轉變為一種明智且善意的微笑。

　　但在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中，笑聲無法被微笑所救贖。作為該悲劇觀眾的我們知道：埃阿斯的心理是可笑的——缺乏“內省、好奇、女性敏感”。埃阿斯的心理實際上是空虛的。既然自然法則要求：空虛要被填充，則在他的心理中就出現一種感覺——有事要發生。一個不為人知的新奇事物，雖然其心理有所顧忌，但也信任之，因為這正是其需要的。當心理等待這一新奇事物，其焦慮逐漸增強。最終，心理簡單者將會如此：只要被提供一個敵人，就會自相矛盾地使得他感到更平靜；更確切地說，是感到在交戰中，使得他感到更平靜。因為到此階段，在他眼中，那二者之間并無差異。重要之事是，不再“不得不生活在不確定性之中”，不再必須做出可怕的嘗試理解之努力。偏執邏輯的簡化機制將能夠流暢地起作用：敵人的在場解釋了一切。“存在一個陰謀”之懷疑已經變得確實。

　　雅典娜把埃阿斯叫出他的帳篷：“埃阿斯，我的朋友，這是我第二次叫你……但是告訴我，你是否讓希臘勇士的血濕潤了你的劍？”“這是我的自豪，我不會否認它……現在，他們不再能夠污蔑埃阿斯……讓他們試試，既然他們死了，試試拿走我的戰盾。”“萊爾提斯的兒子怎么了？你對他做了什么？”“他是我的受歡迎的客人，就在那里，在鎖鏈中。”“你會怎樣對待他？”“首先是鞭打。讓他后背血淋淋地死去。”然后，埃阿斯返回自己的帳篷。雅典娜本來并不真的想與他說話，只是把他指給奧德修斯看。場景結束于后者與女神的一個短促對話。這個對話不再涉及埃阿斯，而是涉及每個人類的命運。

　　埃阿斯似乎過著一種公正的生活。然而一瞬間，他的存在被神靈毀滅。我們是陰影，會被一個隨意的手勢抹去。絕不要因你的所是而自豪！奧德修斯承認：當我為敵人的命運哭泣時，我也是為我自己。

　　夜晚結束了。光明返回海灘，返回意識海岸。埃阿斯的情人塔美莎（Tecmessa）聽說了這場對動物的屠殺，但不知道它們屬于何人。埃阿斯的水手們齊聲說知道它們屬于何人，但不知道何人殺死了它們。塔美莎與水手們交換信息，獲得其所需要的情況。從而，悲劇真相完整了。

　　看到那血腥——鮮血及動物殘體——埃阿斯詢問發生了什么事，塔美莎告訴了他，其作為勇士的榮耀，現在也被粉碎了。那榮耀被嘲笑包圍。最強健的手臂向山羊及羔羊舉起它的長劍。這樣的處境是不堪忍受的。“看看一波致命風暴是如何圍繞我飛旋、壓倒我的……在這里殺死我，在這些動物中間。”但是，最無法忍受的是他的敵人正在嘲笑他。

　　只是在這場殺戮之后，他才開始從偏執與妄想中重新清醒：所以這重新清醒并沒有令他解脫，而是把他鎖入一個永恒的懊悔之獄。

　　埃阿斯讓塔美莎把他的兒子帶來。他溫柔地向他說話，表達自己的希望：他將擁有父親的品質，但比父親運氣更好。塔美莎向埃阿斯說話，提醒他家庭的甜蜜、生命中確實的內容、愛的甜蜜。這些東西都受到“關系”的滋養，存在于“關系”中：如果他死去，她及孩子也會只剩下悲哀及羞恥。但這些是人類的話語，由生活在復雜人性之中的人類一員說出。這種話語更是與埃阿斯格格不入。

　　首先，埃阿斯不是生活在人類中。他獨自生活，沉浸在懷疑中，沉迷于一個孤立觀念。生活在人類中的一個人，是生活在“聯合起人類”的集體責任中的：共同的價值，例如對家庭的尊重。但是生活在懷疑中的人，不是生活在人類中，而是生活在敵人中，其面對敵人的唯一責任，是擊敗他們。

　　并且，埃阿斯在自身中否定我們稱之為“女子氣”的全部心理特質。他無法理解一個女人，也無法從自己的意識中提取戰爭情緒之外的任何其他情緒。索福克勒斯以清晰的象征，敘事地表達出這個情境。如同在邁錫尼人（Mycenaean）的社會中經常發生的，塔美莎是在戰爭中被俘獲的，后來成為埃阿斯的情人，以及他兒子的母親。但是，埃阿斯仍然把她當作奴隸來對待。他給她下命令。他在她身上尋求某種安慰，但沒有“與她對話”之概念。或許，他會發現這是不體面的。正如他與這女個人的關系是強迫的結果，他與自身人格的更女性部分的關系，僅僅是一個“力量與支配”之事宜。那些部分必須臣服于男性意向——即僅有的被允許顯現的自身意向。埃阿斯不感興趣于“尋求紐帶”的女性意向，不感興趣于美感或情愛，不感興趣于遭遇或儀式：他不感興趣于“伯里克利（Pericles）所說的、被希臘人創造出以便從生活中驅逐出悲哀”的東西。

　　在如此大的痛苦之后，該悲劇似乎被凈化了。埃阿斯令我們驚奇，他明智地向自己講話。他說，我們必須尊重家人的感受，做有利于家人的事。每個事物都是相對的：風暴隨后是平靜；夜晚隨后是白天；夏季隨后是秋季。于是，人必須想到：敵人能夠變為朋友，朋友也能夠變為敵人。

　　埃阿斯本來最想從希臘人接收到阿喀琉斯的武器作為禮物：來自他自己的人民。然而，他從一個敵人，赫克托耳那里接收到自己最后的禮物。這是有意義且具象征性的：因為埃阿斯的心理，僅僅在他與一個對手的關系中，才向某個事物開放，才接收一個禮物，而在友誼或情愛的關系中則不會如此。在一次高貴的決斗后，埃阿斯把自己的腰帶給了赫克托耳，后者則把自己的劍給了前者。埃阿斯說，他將把它埋葬在海灘上的一個隱秘地點。他并且說，接受朋友的禮物是可恥的。但是我們作為其話語的聽眾，并不那么確信它就是可恥的。

　　這些話語在觀眾中激起分裂、矛盾的感受。悲劇反語，正如其使命，是在“敏感的對比闡釋”的語言中，表達其自身。

　　埃阿斯不再談及死亡與血。或許他是在與命運和解？是否他暗示感受到與自身的和解？是否他放棄了自殺的想法？埃阿斯的話語是暗示、歧義的。悲劇經常使用這種語言，為我們制造出懸疑。但在此有一個更深層的理由。埃阿斯的瘋狂，是孤寂且懷疑的瘋狂。為了理解它，我們必須如它那樣行為：撿起其線索、承認我們是局外者，進入它的“暗指、歧義、間接牽涉”的邏輯中，而非嘗試跟隨它明言的論證。

　　人性自身有可能已經緩慢滲入了埃阿斯，這使得他更仁慈地看待自己的家人、自己高貴的敵人赫克托耳，以及他的盟友兼朋友奧德修斯、阿伽門農、墨涅拉俄斯：因為感受也應當交替，如同季節。僅有一個孤立情緒的人，是不自然的孤獨：如果他返回人類社會，他將恢復交替的憤怒與愛意。

　　但他的話語，也可能是自身已經徹底地聽天由命于懷疑及死亡之人的話語：因為，在揭示真相之后，埃阿斯的最大死敵就一直是埃阿斯自己。在他簡單、直率的世界中，必須有一個要被消滅的對手。并且，在揭示出他巨大的、可笑的過失之后，羞恥及榮耀要求過失者被消滅。埃阿斯說：“人必須或者榮耀地活著，或者榮耀地死去；那是勇敢者的責任。”我們要做的，是確定：這個人是否是一個人——因為使他活著或死去的那些法則僅僅牽涉他，而非牽涉一個團體、一個情緒紐帶。

　　這個悲劇很快使我們清楚：那劍必須被埋入海灘中，以便某個事物（不是一個人，而是海岸，即大地、人在死去時所返回的自然）會牢牢地握住劍柄——當埃阿斯跑向它而刺穿自己之時。劍的劍柄必須被埋葬，以便后來埋葬劍的主人。到這時，我們知道，先前對那些全部交替之物的頌詞，都是頌揚有限性，但也是頌揚死亡。埃阿斯已經獨自伴隨自己的死亡，并且看到身邊只有短命之物。

　　當英雄沿著海灘走開，一位信使到達。他提醒我們：事物的短暫性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先知卡爾卡斯（Calchas）曾說：雅典娜像其他神靈的情緒一樣易變，她的盛怒將僅僅糾纏埃阿斯一天。如果他在今天茍且活著，到明天他就將自由。

　　今天，女神仍然憤怒，因為埃阿斯冒犯了神靈們。當他離家時，父親曾催促他：“我的兒子，要渴望憑借長矛獲勝，但是要始終憑借神靈的幫助去獲勝。”而當時他的回答是：“父親，憑借神靈們的幫助，微不足道的人也能夠贏得勝利；我自信于即使沒有神靈，我也能夠贏得榮耀。”而在一場戰斗中，他對前來鼓勵他的雅典娜說：“女神，去幫助其他希臘人吧！我就在那里，敵人不會過去。”這些是人性手段之外的意念，一位神靈無法接受它們。

　　結局到來得非常迅速。傍晚之前，埃阿斯把劍和自己的命運埋入海岸。他向海灘及身邊的自然告別：他沒有向自己的同伴們說再見。他請求神靈們讓他的兄弟透克洛斯（Teucer）找到他的身體，并讓阿伽門農及墨涅拉俄斯受到懲罰。然后他殺死自己。懷疑、孤獨、唯一的目標是追求在戰爭中卓越，這些使埃阿斯的心理千篇一律：甚至在告別人生時，他仍然希望別人死去。

　　赫克托耳曾嘗試讓生命對抗死亡。在嚴酷的史詩世界中，赫克托耳是最有人性的。他是強大的，憑借其利劍而非常強大，但他握劍時，他有感受。在《伊利亞特》（Iliad）的勇士中，唯有他的戰斗不是為榮耀，而是為保護特洛伊城——其女人及孩子——免于希臘人可能帶來的殺戮。赫克托耳沒有幸存，但他的感受繼續存在，因為他擊敗了孤，以及與之相伴的懷疑。因此，赫克托耳的劍是一個巨大象征。但是，埃阿斯把它的劍柄插入大地，把它的劍身插入自己的胸脯：他倒轉使用那把劍。在每個時代的偏執者中，象征性過程的逆轉，都是一個悲劇性重現：在裝備有懷疑的心理中，象征的創造力變為破壞性、“生命賦予”過程變為一個死亡過程。歷史比精神病學提供了與此有關的更多證據。

　　埃阿斯重新獲得其榮耀，但自殺了：他藐視別人的注意，而在過去，當他極度想被贊美時，那或許是他無意識所尋求的。在《伊利亞特》中所描述的決斗中，埃阿斯與赫克托耳被二人的死亡命運聯系在一起。赫克托耳被歸入特洛伊人，這些人注定要被擊敗及殺戮；而埃阿斯，則由于他拒絕認同注定要成為勝利者的希臘人。

　　他們所交換的禮物，變為死亡的附屬物。赫克托耳的劍，曾用來保衛特洛伊城的孩子的生命，現在為埃阿斯帶來死亡。而阿喀琉斯從被擊敗的赫克托耳的身上奪去了埃阿斯的腰帶。他用它把那特洛伊英雄捆綁到自己的戰車上，使英雄成為一個凱旋動物，然后拖著他疾馳，如此折磨他至死。

　　劇終之前，還有幾個場景。埃阿斯的同父異母兄弟透克洛斯出現，來安排神圣的葬禮。塔美莎伏在自己所愛之人身上，絕望地大哭。對這個無力去愛的人，我們也感到憐憫，幾乎感到愛。如果他不去公然反抗神靈，而去嘗試擁抱人們，又會如何？但或許無人曾擁抱他，即使是象征性地擁抱。透克洛斯懼怕把這個消息告訴給埃阿斯的父親忒拉蒙（Telamon）：“他甚至在快樂時仍不能夠笑。”于是，我們開始感覺到：這個巨人是在何種冷酷的家庭中長大的，何種情緒之冰霜滋養了他的懷疑，使得他成為一個情緒侏儒。

　　阿伽門農回憶起：造就出一個男人的，是心理力量，不是身體力量。他試圖阻止圣葬自己的兄弟墨涅拉俄斯——墨涅拉俄斯曾想殺死他們。讓狗和鳥禽撕碎他！

　　這時，只有奧德修斯，即埃阿斯最強硬的對手，出面干涉。奧德修斯知道：死亡在等待他們每一個人。在它面前，葬禮是最后的脆弱救贖。他意外仁慈地懇求不要拒絕給他這些儀式，并說服那兩個希臘人不冒犯死者、不冒犯死亡本身。

　　中文序：偏執狂，人類的噩夢

　　偏執狂，人類的噩夢

　　“偏執狂”，普遍而又特殊的精神疾患，已帶給人類無限災難。

　　說其普遍，偏執狂之偏執與妄想確屬常見，即使對于尚不明了的“偏執狂”，人們也早已不以為然；說其特殊，是因為臨床診斷稱其為“罕見”，病因不明但又早已侵入至人格失調（偏執性人格失調）、精神紊亂（偏執性精神病）和諸多妄想癥（偏執迫害妄想）之中。

　　于是，普遍而又特殊的偏執與妄想、迷失性偏執與迫害妄想，以及過度的強迫、恐懼、嫉妒、猜疑、自戀、自欺、自大等，衍生為一種“偏執狂”。然而，偏執狂，又不僅僅是個體的臨床疾病，一些典型的偏執狂，例如希特勒、斯大林，其個人的偏執與妄想已禍害人間，如惡魔亂世，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噩夢降臨。

　　不管怎樣，我們都需要對其進行了解。不然，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都可能受偏執狂的奴役，不管是作為個體，還是社會成員。

　　而這正是魯格肇嘉在其《偏執狂：“瘋子”創造歷史》中的努力。作為資深的心理分析師，魯格肇嘉從臨床入手，去探索偏執狂的心理原型，溯本求源，以揭示其在文化與歷史深處的存在，同時面對現實，剖析偏執狂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

　　“偏執狂”（paranoia），來自希臘語“παρ?νοια”（瘋狂），由古希臘語的“παρ?”（para）和“ν?ο?”（noos）組成，前者具有“偏離”“旁邊”和“超出”的意思，后者表示“心智”和“思想”。于是，所謂“paranoia”要表達的本義，是“心智的偏離”。后來，“paranoia”成為精神病學和臨床心理學的專業術語，也即我們目前所用的“偏執狂”。

　　魯格肇嘉在書中的“自序”，是從古希臘的劇場開始的。“借助神靈，無名小卒也能凱旋；既無神靈，我自信也能獲得榮耀。”這是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在表達其超凡壯志。正是埃阿斯，成為魯格肇嘉分析偏執狂的重要原型。由狂妄自大折射自卑，滋生嫉妒和猜疑，激發報復之心，導致濫殺無辜，在自戀中迷失自己，以至于精神錯亂而自殺身亡。

　　在《埃阿斯》的悲劇中，已在醞釀后來偏執狂的雛形。自我欺騙，一意孤行，偏執狂的陷阱也由此形成。

　　希特勒與斯大林，是書中所分析的重點個案。他們有著偏執狂的共同特點：自戀、自大，嫉妒、猜疑，僵化、冷酷，充滿偏執妄想尤其是迫害妄想，貌似適應良好但內心總是陰影籠罩。然而，本書不僅是對其個體病理的分解，而且是對其“主義”與社會影響，或稱之為群體偏執狂的剖析。在魯格肇嘉看來，相對于個體偏執狂，群體偏執狂更屬一種變態行為，類似于所謂“文化大革命”，瘋狂破壞文化與文明，殘酷消滅臆想中的敵人，不管是其作為一個種族還是一個階級。例如希特勒要消滅猶太人，斯大林要消滅地主或資產階級，波爾布特要消滅其紅色高棉的反對者，手段殘忍得無以復加，都幾近種族滅絕，犯下極端的反人類罪行。然而這種社會的偏執狂行為，往往披上貌似被群眾認可的儀式或群眾運動的形似，遮掩其本來的罪惡。偏執狂的妄想也被稱之為迷失與蒙蔽，一種自欺欺人的迷失與蒙蔽。希特勒曾提出“千年德國”的展望，極力宣傳其存在與延續的合理，但所謂千年只是畫餅充饑與自我欺騙。魯格肇嘉在書中說，“他沒有時間去等待時間，并且，他憑借暴力而泯滅了時間。他的12年統治只是1小時，白癡的1小時。”如同所有的說謊者，偏執狂似乎也知道等待和時間終會暴露其欺騙本性。斯大林也是如此。斯大林的偏執狂是有臨床背景的。1927年，斯大林曾約見當時俄國最著名的神經精神病學家弗拉基米爾別赫捷列夫（Vladimir Bekhterev），會談后別赫捷列夫告訴其助手：他極為憂慮，因為國家領袖患有一種嚴重的偏執狂。悲哀的是，從那以后，別赫捷列夫便消失了，不僅莫名死去，而且從書籍期刊上消失，不僅他的名字不再出現，已有的也被替換，從此被銷聲匿跡。

　　偏執狂大多標榜自己的優越性，不管是希特勒還是斯大林，以及波爾布特都是如此。但是，這些偏執狂，受其系統性偏執妄想，尤其是迫害妄想和自大妄想的驅使，都幾乎絕望地糾纏于自己所臆想的敵人或敵對勢力。他們知道，如果沒有他們所臆想的敵人，則自己和自己所攫取的權力就不復存在。所謂“陰謀論”，凡事存在陰謀，便是典型的偏執狂邏輯。同時，偏執狂也有其“迫害妄想的投射”（persecutory projection），一種分裂性的投射，將其自身的惡行歸咎于其臆想的敵人，試圖證明自己的正當以逃避罪責。于是，所謂階級斗爭甚至種族滅絕便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以至于人性泯滅、良心盡失、災難無窮。從魯格肇嘉的觀點來看，如果我們把自己的臨床范疇擴展至歷史事件，我們將恐怖地發現，在最近的百年中，整個世界都不時遭受“偏執狂大流行”的影響，不管我們是否看到，是否意識到這種影響。

　　尼采在其《善惡的彼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在個體中，瘋狂是一種罕見事物，但是在團體、黨團、人群、時代中，它是慣例。”或許，類似的瘋狂，偏執狂的瘋狂，唯有放大或凸現的時候，才會如此觸目驚心，猶如人類的噩夢。

　　然而，更需要當代人反思的是，書中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我們將不把偏執與妄想視為一種疾病，而是視為一種“在場”于每個人之中的可能性。這個心理特性或許也能夠出現在任何日子里、任何人身上。它是我們內心的“小希特勒”。

　　作為榮格心理分析師，魯格肇嘉在這里是將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原型理論作為剖析偏執狂的方法與應用。如同開篇就描述的埃阿斯，以及書中重點剖析的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這種與“原型”（Archetype）有關的表現。而所謂“小希特勒”，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一種“陰影”（Shadow），可能隱藏于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由于我們（意識自我）不愿意面對它，不能正視它，或沒有勇氣面對它，甚至沒有勇氣承認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成為我們內部的陰暗存在，陰暗心理的聚集，伺機而動。也如魯格肇嘉在書中的分析，輕度的偏執與妄想，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實屬常見，它就在大街上而并非是在精神病院中。這樣的偏執與妄想潛伏于很多人的內心，比如凡事找借口，拒絕承擔責任，總是把錯誤與惡行歸于別人，還比也如缺乏信任、凡事猜疑、自戀自大、自欺欺人……其背后，都可能與潛在的偏執與妄想有關。

　　魯格肇嘉在其著作中要梳理與分析西方歷史與文化中的偏執狂起源與影響，他也坦承，對于有關的東方背景他尚不十分了解，為此我們也多有交流。我告訴他，既然用了榮格的原型，那么，《偏執狂：“瘋子”創造歷史》的心理分析，同樣適應于東方背景的社會與文化。在我看來，從夏桀、商紂到秦始皇、朱元璋……類似的偏執狂本來也存在于中國文化之中。或者說，我們的文化，同樣具有滋生偏執狂的土壤。歷史中的偏執狂也不僅僅是歷史，而是延續的生活現實。于是，我們也就遇到一個問題：如何去面對內部的“小希特勒”或“陰影”呢？

　　有這樣一種說法：在我們每個人內心都存在兩頭狼，一頭代表貪婪、強迫、嫉妒、猜疑、自戀、自大、偏執與妄想，另一頭代表責任、勇氣、寬容、善良、自知與自覺、理解與智慧。而我們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是，哪一頭會長大呢？曾有智者回答：“長大的是你去喂養的那一頭。”

　　據說，這是一位年邁的北美切羅基人在向其子孫傳授人生的真諦，其中已包含了心理分析的奧秘。

　　若是說壓抑和束縛導致了精神疾患，正如精神分析早期個案所揭示的事實，那么，表達與自由（例如自由聯想法）便是治療的努力；若是說冷漠、貪婪、恐懼導致了人格分裂，那么，親情、寬容、勇氣便是一種治愈；若是說自戀、自欺、自大孳生了偏執與妄想，那么，自知、自覺、自明便是療愈的希望。

　　在我的微博（@荷永）上，曾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話置頂：“魔鬼同上帝在進行斗爭，戰場就是人心……”何去何從，唯其自己。

　　我與魯格肇嘉是摯友，曾一起在瑞士愛諾思（Eranos）東西方文化圓桌會議演講，旨在發揮心理分析之社會文化的意義。我也曾為其《父性》撰寫序言，自其出版以來已產生廣泛影響。他的這本《偏執狂：“瘋子”創造歷史》是對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的紀念。萊姆金以其對“種族滅絕”（genocide）的研究，促使聯合國通過歷史上第一份人權公約（1948）。維護人權，尊重生命，防止極權暴力的災難，魯格肇嘉是在心理分析領域繼續了萊姆金的努力。《偏執狂：“瘋子”創造歷史》的出版，就是為了防止人類偏執狂噩夢的重現。在這種意義上，這本《偏執狂》便是一部醒世錄。

　　申荷永

　　心理分析師（IAAP）

　　沙盤游戲治療師（ISST/STA）

　　IAAP 暨ISST中國發展組織負責人

　　第十一章向西，再向西

　　第十一章向西，再向西

　　你與你所埋葬的這些野蠻敵對者有云泥之別。你的敵人來自一個奇特的種族——人類與猿類的雜種。如果文明繼續存在，我們就不得不堅持到底。我們必須滅絕這些日本人。

　　——托馬斯布萊梅（Thomas Blamey）將軍

　　1942年12月25日

　　如果在戰時對平民生命及財產的任意破壞仍然是非法的，那么，在太平洋戰爭中，使用原子彈的決定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僅有的近似于納粹領袖指示的手段。

　　——拉達賓諾德巴爾（Radhabinod Pal）

　　在東京戰爭罪行審判上的發言，1948

　　對一個低劣種族的戰爭

　　在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變本加厲的繼續。然而，在太平洋進行的則是另一場戰斗。以上兩段引言的第一段證實了這一點。對于美國及其盟友（布萊梅是澳大利亞人）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它是邊疆沖突、印第安戰爭和種族之間戰爭的繼續，它在全體人民的無意識中，經常調動起一種偏執的不信任及種族滅絕的沖動。今天，這看起來幾乎難以置信。但是在戰爭期間，人們或多或少都會同意。美國海軍上將哈爾西（William F. Halsey）曾經說：“僅有的好日本佬是一個已死了6個月的日本佬。當我們到達東京，我們將在東京的曾經所在（“where Tokyo was”，暗指東京屆時已消失）舉辦一場小型慶祝會。”他從不曾放過任何機會，稱日本人為“愚蠢的動物”或“猴子”。

　　不斷向西推進邊疆，曾一直是美國歷史上不變的特點。當針對日本的戰爭開始時，美國的外圍已經到達夏威夷（這場戰爭之后它確實被歸入美國，成為聯邦的第50個州）。憑借戰斗，邊界一個島嶼一個島嶼地逐漸逼近日本群島。

　　不同于意大利人和德國人，日本人被描述為這樣一個種族：不僅與眾不同，而且與文明甚至人性格格不入。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爭期間，不同于德裔或意大利裔美國人，日裔美國人全體被限制到集中營里，正如保留區里的印第安人。他們不是承擔個人責任，而是承擔“遺傳”責任，對他們的拘禁是一種預防措施。從太平洋寄給菲尼克斯市（Phoenix）女職員的日本人顱骨，以及戰后收集人類遺骸的習俗，都有直接的先例，像華盛頓軍醫博物館（Army Medical Museum）這樣的官方機構收集“印第安人”顱骨。19世紀后半期，它從駐守邊疆地區的士兵那里得到了2000個。

　　在西征期間，剝頭皮（scalping），即從被擊敗的敵人腦袋上割下一部分帶頭發的皮膚，是慣例，土著人和白人都這樣做。通過割取敵人身體的一部分，使其去人性化，意味著他如同一個動物，其遺體是戰利品，可以用來做家具。在太平洋戰爭中，人體部分的清單變得特別冗長：美國人割取手掌、眼睛、顱骨、帶發頭皮、金牙，以及死亡的日本人的其他東西，有時甚至取自活人。骨骼被制成飾物。用日本人骨骼制做的一把裁紙刀被作為禮物送給羅斯福總統（他拒絕了）。

　　同盟國在歐洲前線的宣傳，主要談及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不攻擊任何德國人或意大利人，但在太平洋戰爭中，則使用貶意措詞“日本鬼子”（Jap）。歐洲的宣傳招貼畫所描繪的是納粹—法西斯主義領袖或希特勒本人或墨索里尼本人，而在太平洋戰爭中，則用非常顯著的種族特征描繪“日本鬼子”。這種諷刺漫畫故意混淆人類形象與猴子形象。

　　不同種族之間的戰爭，全面戰爭

　　日本人幾乎不理解戰俘的概念，因為在他們的軍事倫理中，你要戰斗至死。對于被殺死者，敵人要向他致以無疑充滿矛盾的敬意。另一方面，他們極為藐視任何投降者。為什么？在太平洋戰爭中，每有一個同盟國士兵被殺死，就會有4個同盟國士兵被俘虜。與此對比的是，每有一個日本士兵被俘虜，則有40個日本士兵被殺死。所以，同盟國士兵被俘虜的概率是日本士兵的160倍！順便一提，這個極為引人注目的數字似乎推翻了人們認為日本人殺死任何投降者的成見。然而他們自己戰斗至死，有點不容易解釋為什么。他們所受到的服從及自我犧牲的教化，無疑遠遠多于西方人。但是，偏執狂宣傳必然在其中扮演某種角色，還有同盟國格外殘忍的傳聞：84%被俘虜的日本人相信他們在投降后會被殺死。

　　在太平洋戰爭中，美國所使用的口號也是邊疆戰爭的延續。所以，美國軍隊最終不如在歐洲前線那樣自律，而是像在美國的遠西區那樣殘忍。常見的做法是殺死俘虜、傷兵、醫院里的病人和救生船上的幸存者。如同第7章及第10章開頭所提及的：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懲罰德國，對德國潛艇的攻擊已經擴展至對全部船只，甚至駛往英國的商船。伍德羅威爾遜在給國會的戰爭咨文中，非常清晰地說明了這點：

　　有一瞬間，我無法相信：至今都同意文明國家的人道主義政府事實上會做出這種事情。現在的反對貿易往來的德國潛艇戰爭，是反人類的戰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軍事領袖也對人性宣戰。他們認為，擊沉駛往日本的任何船只——甚至醫療船，都是正常的。

　　海軍少將羅伯特卡尼（Robert Carney）坦率地聲稱：“我們與日本人的一些醫療船發生沖撞，有些船沉沒，另一些無法識別，還有一些因為毗連真正的軍事目標而遭池魚之殃。”總之，他相信它們的沉沒無關緊要。但是無論如何：

　　過分擔心這些事件似乎是不必要的高尚。日本人的醫療船無疑被用于非法目的，它們是在治療我們最初攻擊中未殺死的人。被治好而復職的任何人，都可能讓我們許多人付出生命。

　　如同希律王對待那些可能長大成人的兒童，這個海軍少將預防性地對待可能恢復的傷病者。對于卡尼來說，攻擊醫療船是必要的“先發制人防御”。他是第三艦隊的指揮官，但他研究了費德魯斯（Phaedrus）寓言中的戰略。狼對羔羊說：“我要吃掉你，因為無疑你誹謗我。即使你不曾，在將來你也可能誹謗我，所以無論如何應該撕碎你。”醫療船所承擔的錯誤，可能來自“循環論證”的起源，也可能是它的結論，隨便你怎么說，就不要讓它們浪費時間了，因為卡尼已經決心殺死船上正接受治療的病人。

　　帶著結束戰爭的觀點，“好的德國人”與納粹分子被區分開。然而在太平洋戰爭中，先前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仍然流行，正如過去習慣于說的，僅有的好印第安人是已死的印第安人。現在關于日本人，也有同樣說法。

　　甚至40%的美國隨軍牧師相信：殺死被俘的日本士兵是合法的。一位心理學家的任務，就是設法排除殺死了無防衛俘虜的罪責感。 194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一半美國士兵不假思索地接受命令，他們相信為了實現和平有必要殺死全部日本人。

　　新聞媒體所報道的公眾人物的說法，顯然無法構成一項實際的計劃，卻能打動頭腦簡單的人。依據總統兒子艾略特羅斯福（Eliott Roosevelt）的說法，約一半日本人需要被消滅；依據海軍上將哈爾西的說法，是大多數日本人要被消滅；依據軍事人員委員會主席的說法，是每個日本人要被消滅。甚至在納粹德國，也從來不曾有人希望有一次種族大屠殺。偏執狂前后擺蕩地放大了信息。這些威脅性的美國幻想，被進一步鼓吹，到達日本而成為謠言。似乎不可能想象到更夸張的東西。但是，更匪夷所思的“傳聞”在日本流傳著：同盟國在消滅全部本地居民之后，會只留下5000個漂亮女孩，她們將充當旅游者的導游——他們會把那個國家改造成一個國際公園。

　　先發制人攻擊的錯誤盤算

　　是什么不通情理的邏輯，導致日本去攻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同時攻擊地球上其余的一半？日本無疑正在擴張，并且已經擁有相當現代化的軍備。但是它仍然只是一個中等大小的強國，無法與德國相比，更不必說美國。甚至在戰爭開始時，美國的經濟實力就是日本的10倍。況且美國還擁有巨大的潛力。在戰爭結束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占世界的一半。日本與美國作戰，但同時也與大英帝國作戰，與他們之間的每個國家作戰——比如泰國、法屬印度支那、荷屬印度尼西亞。英國確實在很遠的地方，但是在亞洲，它在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駐軍，僅僅在印度就召集了250多萬士兵對抗日本。

　　此外，當日本攻擊美國時，他們已經陷入一場似乎永無休止的對抗中國的戰爭中，中國當然不是一個現代對手，但其巨大的人口及領土，使得在10年之后，日本僅占領了其一小部分。所有新的前線中，日本僅在中國的前線就持續派遣了一半多的兵力。總之，日本不斷用其右手與中國作戰，同時用其左手對抗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亞洲的其余部分、大洋洲，以及各殖民帝國。產生這種侵略妄想的原因之一，在于統治者的軍國主義膨脹，但也在于包圍妄想（the delusion of encirclement）。

　　不是每件事都是偏執妄想。在20世紀，日本殖民了幾個亞洲大陸上的國家和地區（韓國、中國臺灣地區），鼓吹這是日本的自然擴張，但它對自己是一個群島國家也非常有自知之明。幾個世紀中，它因一種與眾不同的感受而自豪，也因一種與世隔絕的感受而自豪。這種“分離”感，在任何意義上，都非常不同于西方。“分離”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我們今天所稱的歧視及種族主義，雖然不同于歐洲和美國的情形。長期以來，日本既不渴望新財富，也不渴望進步，它只渴望穩定。

　　隔離的不可能性

　　1853年，美國海軍的海軍準將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出現在東京灣。他展示了自己四艘巨大軍艦的大炮，向日本提出一系列要求，這是無意識地重復了西班牙人的占領聲明。就這樣，他一槍未發地贏得了第一次太平洋戰爭。當佩里到達時，日本已經拒絕與世界的所有關系長達兩個半世紀。船只建造被禁止。半封建的政府只擁有對付內部問題的武器：少量的古老火繩槍，除此之外，他們已經恢復使用刀劍。日本給予佩里他想要的一切，并開放國際貿易。這是不可避免的。

　　從那時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日本仿效了西方，在不到一個世紀里，幾乎就要趕上他們了。日本的技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就帝國政策而言，它仿效了美國的西進擴張及歐洲向非洲的滲透，向亞洲大陸派送軍隊并且殖民。但是，它無法解決地理環境的問題：它仍然是一個群島。由于缺乏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現在它還是依賴航運。它的整個對外政策就是基于對航運封鎖的恐懼。美國反對它新的占領，于1941年7月切斷了對日本的石油供應。

　　包圍的恐懼

　　同年11月16日，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發出一份被視為最后通牒的外交照會，凍結了在美國的日本財產，要求日本從中國及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兵力。這時，如同我們在各種情境中已經看到的，“絕對的輕率”籠罩著軍隊。帝國海軍指出，即使艦船不行動，它們也每小時燒掉400噸燃料。如果沒有新的供應來源，儲備燃料僅夠維持6個月，所以戰爭越早爆發越好。這個表面邏輯否認了一個實質性的事實：日本約1/3的進口，包括石油，都是來自美國。荒謬、驕傲的慣性推動他們去打擊自己最依賴的敵人，給自己的脖頸套上了一個套索。有必要迅速開始戰爭，但由于缺乏持久戰爭的資源，也有必要更迅速地結束戰爭。

　　美國艦隊確實展開了包圍圈。日本軍事指揮部的偏執不在于猜測到這一點，而在于幻想能夠用軍事行動打破它。如果日本指揮部無法通過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而在大陸獲取足夠的原料，面對倍增的敵人，它又如何能獲取它們？偏執狂不僅用全能這種偏執通常所帶來的結果蒙蔽軍方，而且也因為它們的榮譽信條使他們的推理僵化。軍隊首領東條英機（Tojo）不僅確信會獲勝，而且認為如果不發動戰爭，日本會在僅僅兩年或三年內被征服（所以他把美國的政策視為針對他國家的陰謀），而如果發動戰爭，就會有更好的機會、更持久的前景。

　　基于輕率的戰略

　　日本不加選擇地在全部前線上發動進攻，沒有任何真正的長期占領戰略。這么做把偏執狂領袖的不幸推向了極端。進展如此迅速，使得發布命令的指揮官們毫無準備，特別是在供應方面。它的成功是基于一個嚴苛的計劃：簡單、無休止地重復進攻。由于明顯的地理和經濟原因，這場戰爭的目的不可能是征服整個大英帝國和美國，而只能是達到這樣一個階段：部分地占領有可能通過談判得到他們的承認。盡管如此，戰爭開始時并沒有任何真正的計劃，政治始終是軍事集團的人質。它表面的力量存在真正的弱點，不僅是戰略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所占領的遼闊地域使得無法防衛），而且是心理上的。榮譽規則對于軍事集團來說是神圣的，涉及深刻的僵化，這恰恰背離了與敵人達成某種妥協并且盡可能擺脫戰爭所需的靈活性。

　　日本人要靠自給自足來發展的理想是不切實際的，2011年的海嘯及其核電站的脆弱都表明這一點。即使在當時，確保這個國家獲得必要能量資源的僅有方式也應當是對話及商業謀略。如果將經濟和技術發展靈活地結合在一起，那么即使缺乏原料，也能夠把日本帶向人類歷史中前所未有的繁榮。就像在1945年之后所實際發生的，日本走上了那條道路，于是很快成為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其人均生產值甚至超過了美國。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基于扭曲的心智所形成的外交政策妨礙了這種明智的遠見。日本被想象為具有無與倫比的“精神”。這種優越感是其國際擴張的堅定的深層次假設，但是也惡性循環地成為要實現的目標以及保障它的手段，甚至納粹德國也關心如果日本勝利了，可能會做什么。

　　以不得當且無恥的方式發動攻擊，使事情變得無以復加地糟糕。就在襲擊珍珠港之前，美國政府應當會收到一份最后通牒，緊接著應當收到一份宣戰書。但是，在炸彈已經開始落下之時，美國政府才剛剛收到前者。經歷了過度保密和不信任，在華盛頓的日本大使館除了一份密碼電報的線路外，其余的已經全部停用。工作人員被減至最少。宣戰公告最終準備好。但是對于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約見，日本大使野村（Nomura）又因為遲到而不得不打電話向赫爾道歉。

　　我們已經看到，偏執狂領袖是如何憑借自己的閃電攻擊，突然襲擊對手并且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這在短期內使得他看上去似乎不可被征服，并且使追隨他的群眾的偏執迅速倍增。希特勒就是那樣，但日本軍隊甚至更令世界驚訝。他們不是像德國那樣每次在一個前線上實施“閃電攻擊”（Blitzkriege），而是在全部前線上同時突破。他們在珍珠港擊沉美國艦船的同時，也正在香港和馬來西亞登陸，然后把美國人驅趕出菲律賓，占領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太平洋諸島嶼，甚至到達阿留申群島——美國阿拉斯加的天然延伸部分。

　　突襲圓滿到極致。以新加坡為例，這個島嶼筑有防御工事，軍事專家認為它幾乎堅不可摧。然而日本人不是從海上來，而是從另一邊到來，那里不很寬的海峽把這個城市與大陸分隔開。沒有人料想到他們會從那個方向來，因為如果他們從北向南而來，就首先不得不穿越馬來西亞，那里被森林覆蓋，只有很少的道路。他們是如何做到的？每個日本師團都為自己的士兵提供了秘密武器：6000輛自行車。士兵每天騎行多達20小時，當他們到達時，許多人幾乎都無法行走。但是，有偏執的傳聞為他們開路：幾千人騎自行車的沙沙響聲，曾被誤認為是遠方隆隆的坦克聲。雖然日本人登陸時會受到防御工事的掃射，但他們的攻擊波并沒有停止。如同之前的香港，新加坡僅僅抵抗了幾天。軍事理論認為，從暴露的位置出發，去占領一個設有防御工事的島嶼，所需要的力量應當是防御方的幾倍。而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只有3萬多騎車的日本士兵，而新加坡駐軍可能有10萬人，并且有強大的炮兵部隊。城市一旦被占領，日本指揮官就要求負責投降的英國代表團升起英國國旗和白旗。那些照片傳遍亞洲及全世界。最大的帝國向一支非白人的軍隊投降。在亞洲人和非洲人的想象中，這意味著歐洲人統治的衰落。盡管日本人后來戰敗，但這個感知都無法撼動。